1945年6月的一天，日军显得很紧张，个个持枪上上下下。陈金玉感觉到情况似乎有变，天刚黑便趁日军慌乱之际，摸过加茂河抄近路逃回家。“我刚一回家，日军就追回来了”陈金玉老人回忆说，看到日军穷凶极恶般追过来，她当时吓坏了，紧张之中跑进保长家，保长叫她往荒山跑，到山里躲起来。
陈金玉连夜逃到万总村朋友的山寮中躲起来，不敢露面。陈金玉在大山荒野中躲了两个多月。有一天朋友告诉她，“哑客”(当地人把日军称作“哑客”)下海了。陈金玉小心翼翼地从小路摸回家，村民都说日军据点里空无一人。
日军投降后，陈金玉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当长工的农民，夫妻感情很好，一直生活到14年前老伴去世。现在她由儿女抚养，其他的生活费用靠卖椰子槟榔维持。
老人告诉记者，幸好当初她没有吃日军发的“预防丸”，所以先后生了2女3男，现在也能儿孙满堂。但是每当想起日军战地后勤服务队里受到的种种凌辱，就更加痛恨日军的罪行，老人说自己老了，不能去索债了，但这是一定要偿还的。
林爱兰，1926年生，现年81岁，临高南宝镇松梅村人。20多岁时被日本人抓去，用木棍塞住嘴巴，双手吊起往死里打，晚上就奸淫她，迫她为慰安妇。她的右大腿筋骨被日本人打断，造成至今残废不能正常行走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还先后寻访了符美菊、王志凤、李美金、蔡爱花、蔡美娥、卓天妹、郑金女、符桂英、林爱兰、陈亚扁、林石姑、黄有良、杨榜、林亚金、谭亚洞、邓玉民等老人。我们深深地感到，曾为“慰安妇”的经历给这些受害者的身体和心理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。她们往往有头痛、腰痛、腹痛、神经痛、肢体残疾等的疾病，从而过早地失去了青春和正常的劳动能力，许多受害者还失去生育能力，日子过得孤苦伶仃。这些老人与同时代的人相比，有着更多的疾病，也显得更为苍老。
2001年，林亚金、陈亚扁等健在的7位二战前受害者“慰安妇”老人签署委托书，委托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康健，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制所递交了诉状，控诉日本政府，要求公开谢罪，并对她们过去被强迫充当“慰安妇”所受到的伤害给予赔偿。
2005年3月，林亚金老人成功赴日出庭作证，林亚金说，她的举动已经表明，她们不再是沉默的受害者。
蔡爱花，现年89岁。原中兴镇东岭村人，19岁那年，蔡爱花被抓去福来军部，充当“慰安妇”，因被日本兵用脚蹬踢腹部，致伤残，常年腰痛和腹腔疼痛。
王志凤，现年77岁，原澄迈山口乡美万村人。王志凤17岁时在去外祖婆家舂米回到半路时被日本兵抓去，在山口乡大云市子日军部，当“慰安妇”并挖战壕。王志凤已耳聋多年，两脚有关节炎。她说日本仔投降时也不知道。
林石姑，生于1920年，现年85岁，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。1940年她被日军抓到日本军部(现在陵水县的红岭)充当“慰安妇”，因为反抗，她的胳膊被日军打断，至今残废，在遭日军性蹂躏期间，曾多次自杀未遂。
李美金，现年85岁，原住澄迈和岭农场茅园村，16岁时被日本兵抓住，然后步行到日本在临高加来的据点，白天除草皮，建加来机场。晚上被强迫做“慰安妇”。目前她正照顾卧床不起的丈夫。
符桂英，1919年3月出生，现年82岁，原系澄迈县福山镇美傲村人。1941年7月开始符桂英被日本人侮辱有几年之久。这是和符桂英(左)一起被日本人抓干苦工的同村人符玉开(81岁)在一起回忆往事。
郑金女，黎族(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大了，大约80岁)。大约16岁时，郑金女在田地里干活被日本兵抓去，抓到一个高山上的日本军部，被关押，当天被3个日本兵强奸，并当了“慰安妇”。
陈亚扁，黎族，1925年生，现年80岁，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。1942年，她17岁时，被日本人抓到三亚市，关进一所慰安所，充当起了日本兵的性工具，多次被日本兵强暴，有时被打，眼睛都哭坏了。2003年陈亚扁赴日本参加中国慰安妇研讨会。